相信前几天，关注考古的人不会错过这一幕：2022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评选揭晓，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成功入围。在专家点评环节，现场有两位专家对该项目的入选进行了高度评价，直言该遗址的发现“弥足珍贵”。它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发现了距今1.31至1.33万年，保存完整的古人活动营地；出土了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陶器，也是国内早期出土陶片最多的……
像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这样重量级的考古发现在淄博市并非个例。在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时，临淄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在当时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此外还有高青陈庄-唐口遗址入选“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泱泱齐地万年史，悠悠长河耀星汉。淄博市在全国考古界重量级评选中屡次入围，在全国考古界硕果频出，原因是什么？
“这次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将淄博的文化史向前推到了1.3万年，而且没有间隔。这么久远的历史，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探寻到丰富的历史遗存。”从事多年考古工作的淄博市文物局原副局长、考古研究员张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众所周知，中国史前文化按照考古年代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青铜时代。
对于淄博史前文化的起源时间，因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考古成果而频频刷新人们的认知。
“淄博市地处鲁中地区，河流纵横、资源丰富，为远古人类的繁衍生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起初，淄博的文化起源有据可查的是距今六七千年，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张光明对记者说。
据介绍，东夷是原始社会时期我国东方地区居住的古代部族，与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南方地区的苗蛮集团共同构成我国原始人类的布局。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由此可见，淄博地区的原始社会是东夷集团爽鸠族居住区域。
随着淄博市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之后的时间里，以东夷文化为节点的淄博文化史被不断提前：
1989年，在临淄淄河东岸发掘出了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官庄遗址，称为后李文化。该遗址年代为距今7500至8500年，让东夷文化史往前跨跃了千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初，在沂源北桃坪扁扁洞发现早期人类遗址。该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又比后李文化早了2000多年。
2022年，距今1.31至1.33万年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被发现，又将淄博文化史从沂源扁扁洞时期向前推了3000年左右。
从时间上说，自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开始，淄博大地出现了原始文明，之后经目前来说发现最早的文化（赵家徐姚遗址）进入东夷文化和齐文化，绵延上万年的发展史，组成了一部文化体系完备、历史悠久、一脉相承的淄博历史。
考古成果不仅是指出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其蕴含了多少宝贵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底蕴。
淄博市的考古成果在国内业界之所以如此举足轻重，得益于我们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璀璨文化。
在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制陶、用火、工具使用的智慧。在沂源扁扁洞遗址，除人类头骨碎片、陶器外，其主要特点是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等遗存。在后李遗址中，我们发掘出时间跨度近8000年的文化遗存，对鲁北地区早期文化的文化演变、年食谱分析、基因研究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正是远古这些发端早、特性强、内涵广、地位高、影响深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出了我们在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比较中不失权重的齐文化。
淄博是齐国故都所在地，两千多年的齐文化历史，为华夏文明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等领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受世界瞩目。要让全世界了解认识齐文化，复原当时社会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其考古资料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高青陈庄-唐口遗址，出土了带有 “齐公”字样铭文的铜器，出土了西周时期最早的甲骨文，为探索齐国早期都城营丘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齐国创始人——姜太公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春秋时期，齐国发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传统，开展对外贸易，也吸引他国商人到齐国贸易，达到了“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的目的。在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体现了经济发达后人们对精神生活层面的需求。
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在临淄城稷门外设“稷下学宫”，吸引了诸子百家前来讲学、辩论。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学府，是东方文化史的代表，是我国文化发展史的高峰。2022年春天，“寻找稷下学宫”考古项目获重大突破，世界瞩目。位于临淄区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不仅如此，近五十年来，淄博市齐文化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对齐故城遗址的勘探发掘，知道了城址的分布及修筑年代；对齐国墓葬，目前已发掘了大中小型墓葬数万座，出土了金、银、铜、铁、陶器等珍贵文物几十万件。此外，临淄齐故城及周边多有重要的文物出土。如“国子”铭文青铜礼器、战国时期错金银镶绿松石铜镜和牺尊、“高子”戈兵器、城墙排水道口、齐景公墓及大型殉马坑、大武西汉齐王墓陪葬坑、稷山汉墓的考古发掘等等，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齐文化研究实物资料。
纵观淄博市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总离不开有这样一群人，在科学、完善的制度保障中辛勤地工作。
据悉，因为齐文化的独特价值，淄博市考古业发展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是20世纪开展考古工作较早的地区之一。奋战在考古一线的工作者在这片土地上出土了大量文物，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带到了博物馆里，带到了我们面前，支撑着淄博文化史和地域文化的研究，迎来了齐文化研究的春天。
“考古项目一开始，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假期。记得有一年家里搬家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人跟我说，结果让我扑了个空。”回想起那段工作往事，张光明感慨地说。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站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优秀文化、打造文化繁荣的现代化新淄博的战略高度谋划推动文物工作。印发实施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措施，并将文物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综合评价体系，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合力保护格局。
为实现文化赋能，确保有效传承，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淄博市积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并强化文物保护机构队伍建设，新组建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编制增至51名。近3年，淄博市充分利用人才政策，引进文博专业人才30名。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建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在全省率先推行文物保护联动机制（原文物长制），建立市、区县、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化文物保护员组成的五级文物保护体系，通过开发、推广使用“智慧文物”APP、齐长城智慧巡查APP，设立齐长城公益性巡查岗位等举措，切实提高文物保护质效，进一步拓展全市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新发展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工程 “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纳入基本项目建设联合审批范畴，从源头上保证了文物安全，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就得益于该项制度。
淄博大地考古成就硕果累累，1.3万年的悠久文化史给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宝贵遗产，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增加了砝码。我们在万年求索中淬炼的这份自信，正是建设“强富美优”新淄博的力量所在、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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