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淄川区拨付530万元贴息贷款，投入到23个贫困村扶持发展工业项目，其中也包括发展以牛羊为主的养殖业，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项目几乎没有一项成功，导致这部分贷款十年都无法回收。之后，每年都有数百万资金投入扶贫之中。
面对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的情况，1980年代中期，淄川区一位主要领导在调研时，询问时任淄川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王际夏，到底如何才能解决当前的扶贫困局？
“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来自群众，当时城市周边很多村民进城打工，田地抛荒，来自山里的村民承包了他们的土地，两者生活品质都得到了提升。”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调研，王际夏认为淄川区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1994年，淄川区下决心开始实行山区人口搬迁工程，跨乡镇转移农村人口3.6万，这个困扰他们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一个符合当地情况的答案。
4月25日，本报记者来到淄川区东南部山区一处荒废的山村。这里是淄川区樵峪村，曾经鸡犬相闻的山村，早已蜕变为寂静的山林。
23年前，樵峪村50余户近200口人从这里搬到了三十多公里外的孟机村。5月5日，64岁的孙兆新告诉记者，1995年之前，他曾任樵峪村的村支书。当时的基础建设落后，村民依靠种植小麦、谷子、玉米维持生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1994年，当地政府提出村子整体搬迁的政策后，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樵峪村的村民全部搬到了新的村庄。
搬家那一天，村民的穷困充分得到了验证——前来帮助他们搬家的工作人员发现，每个家庭所要携带的物品，都凑不够一辆普通小货车。装完床铺、桌椅、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之后，搬家的小货车车斗里，仍然空荡荡的。一名村民提了一袋子烧土扔到了车上，打算在新家生火做饭时使用。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真的有人带了一袋子烧土下来。”孙兆新很认真地告诉记者，下来之后，他们才发现山里山外生活的不同。作为樵峪村曾经唯一拿“工资”的干部，孙兆新来到孟机村之后，先在村里的食堂工作，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拿到了400多元，是以前的十多倍。
“那个时候，孟机村刚盖了楼房，孟机村村民都搬进了新房。我们这些新来的，就住进了他们原来的平房。”孙兆新告诉记者，樵峪村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环境。不久之后，孟机村又盖了新的楼房，搬来的樵峪村人也从平房搬进了楼房。
现在，孙兆新的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住在孟机村新建的小高层里面，进出家门乘坐电梯，家里宽敞明亮，以前老家带来的旧家具都淘汰了。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些曾经很奢侈的东西，成为孙兆新家的日常用品。
23年过去了，现在如果还继续住在樵峪村，能不能用上这些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孙兆新表示真的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家一定住不进这种需要刷卡才能乘坐电梯的现代化楼房。
就在1995年，孙兆新人生发生转折的那一年，王际夏和同事姜华忠受邀来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就淄川区的农村搬迁成果进行典型汇报。
当年也在淄川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姜华忠告诉记者，当时接待他们的是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温铁军。在交流汇报的过程中，姜华忠了解到，虽然一年之前淄川已经成功搬迁了900余口人，但当时在广西涉及的搬迁人口更多。因此，当年第一届农村改革试验区会议就在广西召开了。作为一名代表，姜华忠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从基层到最高层，各级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王际夏告诉记者，他在1980年代中期，跟着时任淄川区委书记常志钧下乡调研时，常志钧就很严肃地问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他们注意到，靠近城区的一些农民因为到城里做生意或者打工，自家的田地就由山区来的一些农民接手代为耕种。
“很多时候，农民自己的需求，往往会跑在政策的前头。而这些民间自发的办法，就会启发决策者。”王际夏认为，淄川山区农民搬迁的经验里面，的确有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启发。
“当时每个乡镇和村居给出的政策都不同，我们会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建议和协调，没有盲目一刀切，所以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至今姜华忠仍然对二十多年前的那场人口大迁移记忆犹新。1994年，第一批搬迁的村民来到淄川城区时，时任淄川区委书记傅景鸿和区长陈家金专门在松龄路上迎接。
1994年，淄川区有23处乡镇、483个行政村，其中有8处山区乡镇230个山区村庄，由于资源贫乏、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问题，这些村庄始终无法脱贫。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成为摆在淄川区委、区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1984年，淄川区拨付530万元贴息贷款，投入到其中23个贫困村扶持发展工业项目，另外还包括了发展以牛羊为主的养殖业，但受制于人才、信息、交通等方面制约，这些项目几乎没有一项成功，导致这部分贷款十年都无法收回。
面对这种情况，淄川区每年拿出数百万元投入山区的基础工程建设，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还让56个富裕村与56个贫困村结为姊妹村，扶持发展生产项目；30个厂矿企业与60个贫困村挂钩支援，每年还选派80名机关干部到后进村挂职包村……
实际上，“马向阳下乡记”二三十年前就出现在淄川区的各个“大槐树村”。农业、政协、民政、科协等，这些政府部门派出科技工作队进山指导工作，应用新技术，推广新成果，给村里通了水电、修了道路……
让人深思的是，这些措施无法改变偏僻的位置和贫瘠的土地，山区十年九旱，村民的生活仍然在温饱线上徘徊。
由于待在村里种地只能靠天吃饭，黑旺镇、口头乡、峨庄乡、太河乡、黄家峪乡常年在外打工经商者达上万人，山区45岁以下的劳动力大多数都出走山外打工。政府部门发现，提供物资资金、干部驻村等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的贫困问题。
王际夏说，从多年扶贫经验中，淄川区委、区政府悟出一个道理——山区要拔掉穷根，就要有一部分人口搬迁出来。淄川作为经济强区县，城郊乡镇工业与三产具备安置大量劳动力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雄厚，可以解决山区人口搬迁后代的居住难题。
实际上，搬离故居，告别贫穷，并不容易，谁都知道故土难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涉及许多方面利益的大事，每个人的看法并不一样。比如，很多村民宁可老死在家中，也不愿搬到山外。如何保证安全有序地搬迁？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格外关键了。
王际夏告诉记者，山区的人口搬迁工作，面广量大。淄川区制定了四个优先的原则，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吃水困难自然条件差的村优先；有一定经济基础、经营能力和购房能力的家庭优先；有子女上学的优先；常年在城郊务工经商的优先。现在看来，这四条原则的确很切合实际，既照顾到困难群众，又兼顾下一代的教育，而且让那些原本就有能力的人带了头。
经过多方研究，首批跨乡镇搬迁5个乡镇的9个村庄，共901人。这些搬迁户作为全区跨乡镇搬迁示范户，淄川区统一组织，各乡镇配合，成功进行了搬迁。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当时淄川区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搬迁的形式上没有强求一律如何，而是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后采取了五种搬迁形式。
有的是本乡镇内搬迁，或者村庄合并；有的是分散搬迁，城区或者卫星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具备购房能力的，优先搬进城区，或者投亲靠友、自找门路、自结对子自行搬迁；有的是企业吸纳山区人口；有的是城区或城郊新设居民小区吸纳山区人口；有的是城郊经济强村，对口吸纳山区农村人口。樵峪村和孟机村就属于最后一种情况。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这场浩大的山区人口搬迁工程，现在看来基本实现了预想的目的——让数万人在短时间内告别了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