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于命运的看法都不一样，贝多芬经历种种命运的苦痛之后声嘶疾呼：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古人也常说人定胜天。可是出身书香门第、大家闺秀，以女性身份依然被尊称为“先生”的杨绛，却对于命运有着不同的看法。
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这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咬牙切齿地哔哔：不信命。
在这正能量满满的、鸡汤滚滚的世道里，杨绛先生仿佛浇了一盆凉水，她轻声细语、慢条斯理的说了句，子曰：逝者如斯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人啊，再怎么倔强，再怎么要强，他也敌不过命啊。
很多人会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对命运妥协了，那么这个人不是废了吗？其实信命和不服输、努力上进并不冲突、更不矛盾。
如果做下统计，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现象：不信命的大多是年轻人，而年纪长者，无论是否属于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会感叹命运弄人。
连生性豪爽洒脱的苏东坡，都在《前赤壁赋》中写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在这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人类如此的渺小且微不足道，又怎么可以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的去跟命运的车轮做抗争呢？面对大势，面对命运，我们往往无力回天，只能被迫接受：在命运的枷锁下，舞出最精彩的人生。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龄较大、阅历较深的人，把那些大放厥词自以为掌控着自己命运的人叫做“黄口小儿”的原因吧。因为他们跟小孩子似的不着四六异想天开。
由此可见，普世的价值观是认为：命运这种东西跟人是不讲究道理的。它经常来得如此突兀且让人始料未及。这就是我们常常感叹的，历史是由各种巧合组成的，有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不会是今天的历史了。
这些巧合就是命运：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当然，佛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讲究前世因今世果，讲究因果循环。看似无迹可寻的命运，其实是是前世的福报或罪业。
其实很多的宗教都有着类似佛家所谓因果的宿命论。在中国的道教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算命和测八字。
人们通常认为：我们出生的时辰是非常独特的，用现代的说法是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磁场。而上辈子做好事多的人，在经过地狱判官的审核后，下辈子可以投个好胎。投胎的表象就是生辰八字。
所以，杨绛先生在她的文章里里，详细地描述了钱家如何找人推算她跟钱钟书先生八字是否相合等等。也算是她对自己文章论题的佐证吧。
当然命运学说可不只是在我们中国有市场。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星象学、占卜学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于命运也极为看重。
必须得以好命、好运气才能走大运、发大财，不然基本能力出众、学识过人，也可能会处处受难，屡遭排挤。其实这样的人历史上蛮多，应该就是所谓的怀才不遇吧。
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这其实并不能完全说是封建迷信。中国几千年的风水传承中，其实很多东西还是有迹可循的。最简单的就是测八字了，通过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就可以大概地推算一个人的命数，甚至是国运。
虽然说人的命运看似在大方向上已经定格，但其实很多事情的选择是由性格和时机决定的。在文章中，杨绛先生也专门列举了好几个例证来说明：当年由于钱钟书先生在国民中的声望很高，国民政府就让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任职，但被钱钟书一口回绝了。
在杨绛看来，钱钟书能被认可，受世人尊崇，这是属于钱钟书的命运。但是由于钱钟书的智慧、品德和性格才会直接予以拒绝。
杨绛先生在文章中说：世人眼中的命运是蛮不讲理的，爱开玩笑，还好捉弄人，调皮是它的特征。所以，古人才反反复复地说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一方面杨绛先生承认了命运的存在，也认为命运难以反抗。但另一方面，她又及其地否定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命运的论调。她认为，在命运的车轮中，努力奋进也许会有相对更好一些的结果。
不过这世上又能有几个人可以跟杨绛先生一样呢？她当然可以不屑于与人争，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为了温饱的问题去奔波劳作。
哪怕命运的大体方向已定，如同江河东流入海。但是，从哪里入海，途经哪里，这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了。只要操作得当，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人生。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命运当然也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公正的。只有自己努力地踮起脚尖，拼尽全力的去争取，才有可能尝试着在局部做出一些些改变，这也就足够了。
孔老夫子对于命运同样充满了敬畏心：所以他才会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由此可见，连圣人对命运、对未知的事物都常怀敬畏之心。
不过敬畏之心固然要有，但也不必执着于命运。毕竟那只是大势，我们只要在局部的范围内能做到最好，我们的人生依然可以很精彩。我们的生活也依然可以过得很幸福。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得当皇帝、当总统的不是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